前言

图|《西行漫画》封面，董振堂将军画像

1958年12月，一次偶然的机会。有人在一家北京图书馆中，找到了一本署名为萧华的《西行漫画》。

当时人们发现，这本漫画出版的时间是1938年，直觉告诉他们，这本反映长征时期的漫画，是一件了不起的文物，于是这位读者直接向人民美术出版社做了建议，请求再版这本漫画。

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在上海厂甸一家书摊上，找到了另外一本《西行漫记》

由于漫画署名作者是萧华，于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直接找到了萧华，请萧华为重印本书写序。

哪知找到萧华将军后，将军直接告诉来人：

“我不会画画，不是我画的，我也不知道作者是谁？”

尽管没有找到《西行漫画》的作者，但是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是邀请萧华，为重印版《西行漫画》写序。

萧华写序时，仔细看了《西行漫画》的内容，尤其是封面上还有一位红军指挥员垮枪持杖，迎立于风雨之中，萧华感觉有些像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。

因此在写序时写了这样一段话：

“这本《西行漫画》是二十年前在上海出版的，漫画的作者已经查不清楚是什么人，我想，很有可能是红五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们吧。”

事实证明，萧华果然没有猜错，漫画的作者，正是当年董振堂的老部下，黄镇将军所作。

图|萧华将军

“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要献给党”

如今我们能看到的董振堂将军的形象，其中一张是他在西北军时所拍下的。

据董振堂将军的儿子董用威回忆：

“父亲生前仅留下一张照片，是他在西北军的时候拍摄的。抗日战争期间，老家被日军占领，全家逃难到安徽。临走前，堂兄把这张照片藏在墙缝里。日军听说我家是八路军军属，要点火烧房。后来房子虽然没被烧毁，但藏在墙缝里的这张照片还是被烧掉了一个角，从全身像变成了半身像。”

而另外一张，就是黄镇将军留下的画像。

1895年12月21日，董振堂出生于河北邢台新河县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。家中有兄弟三人。

由于家里贫穷，董振堂的父亲无力供养三个孩子上学，因此只能让老大董升堂去读书，而老二、老三只能留在家里务农。

由于时局艰难，老百姓难有生活空间，董振堂十几岁时，就曾亲眼目睹地方上鱼肉百姓，不仅如此，董振堂的家也遭到掠夺，董振堂的父亲与人争执之下，被连刺九刀。

董振堂认为，要想改变这样的命运，唯有继续读书，在他苦苦哀求之下，董振堂这才获得了读书的机会。

1914年，19岁时董振堂高小毕业，1917年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。1921年10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在那个年月，考入保定军校，可以说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。

在历史上，保定军校从创办到1923年8月停办，共培养1.1万余军事领导人才，其中涌现出了超过1500余将官，这些人都成为那个年代最声名显赫的人物。

图|董振堂将军

1923年夏，董振堂军校毕业后，即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，并在西北军陆军十一师任见习参谋官。

当时军中混日子的人不在少数，唯独董振堂不一般，他认为师部的生活太安逸，主动要求到基层部队去，冯玉祥当时对基层部队要求十分严格，明令下级军官必须学会三套器械操。董振堂从未叫苦，坚持与士兵同甘共苦。

董振堂的出色表现，也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，因此破格提拔其为炮兵连连长。

其后短短5年时间，董振堂便从基层连队军官，升任师长。

对于董振堂的儿子董用威而言，他对父亲的印象，大多数都是停留在这一时期。

在董用威记忆里，差不多是在1928年、1929年时，父亲董振堂曾把他们一家都接到洛阳团聚。

当时董振堂正任13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，家里人都觉得，董振堂是当了大官，但事实上到了以后才知道，董振堂的生活一样是很清贫。

时隔多年后董用威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：

“父亲生活非常简朴，吃饭时最多两菜一汤。我们到了以后，吃饭的人多了，也不过加一个菜、一个汤。有时勤务员多给他要了菜和汤，父亲就让退回去。父亲给我母亲买了一件棉袍、一件小棉袄和一条棉裤，都是布的。那些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，觉得“官太太”也太寒酸了，父亲却不以为意。”

图|冯玉祥将军

一家人只在洛阳呆了半个月就又回到老家，临走时董振堂给了妻子贾明玉买了一件毛衣、一个枕头，还给了10元钱让妻子给家里三个孩子做衣服，并嘱咐说：

“你不要惦记我一个人在外面，我这一辈子，不会吸烟、喝酒，更不会逛窑子。即使我阔了起来，也不会寻小老婆。”

1930年中原大战，冯玉祥战败，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，董振堂任第25师73旅旅长。

那时的董用威还不会想到，这次见面竟然会成为自己与父亲的最后一面。

董振堂在部队中，已经受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熏陶。

1931年12月14日，在季振同、赵博生的率领下，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.7万人在宁都起义，董振堂也参加起义，并加入红军中。

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，隶属于红一方面军下辖，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。

季振同、赵博生相继牺牲后，董振堂就担任红五军团军团长。

尽管董振堂原来是一个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，但他时时刻刻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

1932年2月，13军政委何长工介绍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当天他就把自己全部积蓄3000元大洋全部交了当党费。

图|季振同

毛主席得知此事后，劝说董振堂留下一点，但董振堂却说：

“我现在是红军战士，又加入了党，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要献给党，还留钱干什么呢？请党收下我这一片心吧！”

1934年10月，董振堂率部参加长征。

当时红一方面军共8.6万人，其中红一、红三军团为左右两翼，红五军团为后卫，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，红五军团凭借劣势兵力，硬生生的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。

战斗最激烈时，董振堂亲自赴前线指挥，红五军团整个人为全局的胜利付出巨大牺牲。

经过湘江一战，红五军团下辖红34师全军覆没，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，绞断自己肠子壮烈牺牲，师政委程翠林、政治部主任蔡中在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
出发前，红五军团下辖两个师一万余人，至战斗结束后，仅剩不足5000人。

图|赵博生

1935年5月金沙江阻击战中，为掩护大部队过江，红五军团凭借不足5000人之数的部队，挡住了一万多名敌人，连续九天九夜激战，坚持着没有后退一步，董振堂为此下达了严令：

“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，没有命令绝不撤离，保证主力安全过江。”

“我们革命打仗，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？”

尽管在长征前，中央纵队已经下达严令，无论干部职务高低，一律不准带孩子。

可在长征时，有不少的已婚妇女均是刚刚怀孕，随着十月怀胎，瓜熟蒂落，有些情况实在非预料所能及。

1935年1月，红军撤出遵义后，西渡赤水河。

毛主席的妻子贺子珍与邓发的妻子陈慧清都是在渡赤水河时临盆的。

尽管长征到云南时，邓发曾有意想让妻子陈慧清留在当地，可陈慧清考虑后，还是坚持跟着队伍走，毕竟当地人生地不熟，没有群众基础，语言也不通，留下来只能等死。

结果就在渡河时，陈慧清临盆。

当时面临的情况是，红军的背后有大量的优势敌军正在围追堵截，为了争取时间，让陈慧清生下孩子，董必武命令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董振堂部不惜一切代价挡住敌人。

图|董振堂之子董用威晚年与父亲雕像合影

董振堂得到命令后，立即抽调了一个团的兵力，硬生生拖住敌人两个小时，为陈慧清生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
当时就有指挥员很不理解：

“为了一个婴儿，牺牲如此之多的战士，值得吗？”

董振堂的回答是：“值得。”

“我们革命打仗，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？”

整个长征期间，红五军团担任后卫，掩护大部队前进，吃了难以想象的苦，有些时候前面的部队路过把粮食都搜集采光了，红五军团搜集不到足够的食物，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打仗。

也正因为在最艰苦的作战部队，政治宣传工作也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黄镇将军当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

原来在西北军时，黄镇将军任中尉参谋，跟着宁都起义部队加入了红军后，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

黄镇在长征一开始，出于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，调任军委政治部宣传科科长，为宣传需要，他每次都要提前一步赶到红军将要行军的地区，刷上标语，画上壁画，有时还要带着剧团演出，大部队宿营后，黄镇还要带着人在后面收容伤员和掉队的战士，也基本难有个休息的时间。

图|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倪志亮、政委黄镇

尽管如此，黄镇还是挤出了大量的时间，长征期间记录了两大本笔记，建国后，黄镇将这两本笔记全都上交了国家，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。

黄镇最出名的，是在长征期间，利用能够搜集到的纸张，画了四五百张的漫画。

早年黄镇是上海美专毕业的高材生，最擅长于写诗作画，被毛主席誉为是“能文能武的政委”。

在最艰苦的岁月里面，黄镇就用画作来舒缓情绪。

黄镇晚年回忆起自己创作这些漫画的经历时，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
“在漫漫征途中，看到什么就画什么，是真实的生活速写，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，我就画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，红军经过川滇边界时，一家穷人走进了我的画面，那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赤身裸体的悲惨形象，那一双父老眼泪滚滚的哀伤景象，深深地触动了我，我画下了永远忘不掉的事实……”

黄镇走一路就画了一路，有时就直接画在墙上，也有时画在门板上，无形中也起到了宣传红军的作用。

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画在了纸上的。

图|黄镇将军《西行漫画》

为了保存这些画稿，黄镇海还将老战友王幼平身上的一个皮包“抢”了过来，据那些曾一起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姬鹏飞、王幼平、莫文化等回忆称：

“当时黄镇一把就把皮包抢了过来，还把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。”

没办法王幼平只好把皮包送给了他。

有了皮包后，黄镇画得更起劲了，后来连着画了四五百张，都放在小皮包里，许多战友都对此有很深的影响，王首道晚年时回忆起来还说：

“黄镇在长征途中，还为林伯渠画过一幅题为‘夜行军中的老英雄’的素描。”

1935年4月，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，黄镇又调回红五军团工作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黄镇将军看着眼前威风凛凛的军团长董振堂，于是主动提出：

“军团长，我给你画张画像吧。”

也许是苦中作乐，董振堂同意了黄镇长的请求。

就连黄镇也没有想到，他为董振堂所作的这张画像，竟然成为了他生平最后一张肖像。

图|董振堂将军画像

1935年6月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，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，董振堂任军长。

到第二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，为了打通同苏联的联系，红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，组建了西路军，红五军也被编入西路军之中。

由于寡不敌众，红军遭遇了西北军阀马步芳重兵包围，最终招致失败。

1937年1月，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夺取了位于张掖与酒泉之间的高台，被马步芳以10倍于兵力包围高台，红五军浴血奋战之下，最终不敌，董振堂率领十余名战士在高台城东南角继续抵抗。

尽管是在最后关头，董振堂依旧鼓励大家：

“同志们，坚持到底，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！”

1月20日，孤军奋战的董振堂战斗到了最后一刻，直至壮烈牺牲，时年42岁。

“我画的就是董振堂将军”

黄镇将军4月调回红五军团后，又于7月调回到了军委纵队。

遗憾的是，黄镇将军这些画的原稿，后来遗失了一大部分，就连当事人也都说不清楚，这些画作是怎么丢失的。

黄镇将军的夫人朱霖晚年回忆时称：

“过草地时，黄镇的脚上已经没有鞋了，他就用捡来的一张破鼓皮，做了一双鞋子，用麻绳绑在了脚上。破鼓皮很硬，很快就把黄镇的脚磨破了，草地的毒水一泡，就红肿起来，伤口溃烂。快到岷县哈达镇时，黄镇的脚已经不能走路。后来听他说，当时打前站人回来说：”哎，前边看到有房子了！”黄镇就一下子走不了了，是让人抬到哈达铺的。他的画，也就画到这里。此后，这些画如何到了萧华同志那儿，黄镇也记不起来了。”

幸运的是，尽管黄镇将军大部分的画作都遗失了，但是仍有25张保留了下来，后来还被拍成了照片。

图|黄镇将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