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晓风散文读后感：种种有情，种种有爱

我不喜欢写小传，因为，我并不在那里面，再怎么写，也只能写出一部分的我。

一

我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叫白龙桥的地方，这地方我一岁离开后就没有再去过，但对它颇有好感。它有两件事令我着迷：其一是李清照住过此地；其二是它产一种美味的坚果，叫香榧子。

我出生的年份是一九四一年，日子是三月二十九日。对这个生日，我也颇感自豪，因为这一天在台湾正逢节日，所以年年放假，令人有普天同庆的错觉。成年以后偶然发现这一天的前一日刚好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忌日，她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离家去自杀的，几周后才被发现，算来也就是4月吧！

有幸在时间上和弗吉尼亚·伍尔芙擦肩而过的我，有幸在李清照晚年小居的地方出生的我，能对自己期许多一点吗？

二

父亲叫张家闲，几代以来住在徐州东南乡二陈集，但在这以前，他们是从安徽小张庄搬去的，小张庄在1990年前后一度被联合国选为模范村。

母亲叫谢庆欧，安徽灵璧县人（但她自小住在双沟镇上），据说灵璧的钟馗像最灵。她是谢玄这一支传下的后人，这几年一直想回乡找家谱。家谱用三个大樟木箱装着，在日本人占领时期，因藏在壁中，得避一劫，不料五十年后却遭焚毁。一九九七年，母亲和我赴山东胶南（如今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），想打听一个叫喜鹊窝的地方，那里有个解家村（谢、解同源，解姓是因避祸而改的姓），她听她父亲说，几百年前，他们是从喜鹊窝搬过去的。

我们在胶南什么也找不着，姓解的人倒碰上几个。仲秋时节，有位解姓女子，家有一株柿子树，柿叶和柿子竞红。她强拉我们坐下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好柿子不是“吃”的，而是“喝”的，连喝了两个柿子，不能忘记那艳红香馥的流霞。

家谱是找不到了，胶南之行后意外地拎着一包带壳的落花生回来，是解姓女子送的。吃完了花生，我把花生壳送去照相馆，用拷贝的方法制成了两个书签，就姑且用它记忆那光荣的姓氏吧！

三

我出身于中文系，受“国故派”的国学教育，看起来眼见就会跟写作绝缘了。当年，在我之前，写作几乎是外文系的专利，不料在我之后，情况完全改观，中文系成了写作的主力。我大概算是个“玩阴”的改革分子，当年教授不许我们写白话文，我就乖乖地写文言文，就作旧诗，就填词，就度曲。谁怕谁啊，多读点旧文学怕什么，艺多不压身。那些玩意儿日后都成了我的新资源，都为我所用。

四

在台湾，有三个重要的文学大奖，中山文艺奖、台湾文艺奖、吴三连文学奖，前两项是官方的，后一项是民间的，我分别于一九六七年、一九八〇年和一九九七年获得。我的丈夫笑我有“得奖的习惯”。

但我真正难忘的却是《幼狮文艺》所颁给我的一项散文首奖。

台湾刚“解严”的时候，有位美国电视记者来访问作家的反应，不知怎么找上我，他问我“解严”了，是否写作上比较自由了？我说没有，我写作一向自由，如果有麻烦，那是编者的麻烦，我自己从来不麻烦。

唯一出事的是有次有个剧本遭禁演，剧本叫《自烹》，写的是易牙烹子献齐桓公的故事（此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上海演出），也不知那些天才审核员是怎样想的，他们大概认为这种昏君佞臣的戏少碰为妙，出了事他们准丢官。其实身为编剧，我对讽刺时政毫无兴趣，我想写的只是人性。

据说我的另外一出戏《和氏璧》在北京演出时，座中也有人泣下，因为卞和两度献璧、两度被刖足，刚好让观众产生共鸣。其实，天知道，我写戏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许多，我写的是春秋时代的酒杯啊！

五

我写杂文，是自己和别人都始料未及的事。躲在笔名背后喜怒笑骂真是十分快乐。有时听友人猜测报上新冒出来的这位可叵是何许人也，不免十分得意。

龙应台的《野火集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的确有燎原功能，不过在《野火集》之前，我以桑科和可叵为笔名，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对威权进行挑战，算是一种闷烧吧！

六

我的职业是教书，我不打算以写作为职，想象中如果为了疗饥而去煮字真是凄惨。

我教两所学校，阳明大学和东吴大学。前者是所医科大学，后者是我的母校。我在阳明属于“通识教育中心”，在东吴属于中文系。